爱尔兰，曾长期被视为西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凭借国内改革与欧盟扶持，爱尔兰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到2007年人均GDP已超过6万美元，被誉为“凯尔特之虎”。
如今，这头“猛虎”二次进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全球十大顶尖科技与软件企业中有九家入驻爱尔兰，包括苹果、微软、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亚马逊与Meta等；全球前20大制药企业中有19家在爱尔兰设立业务，前20大医疗器械企业中有18家在此深耕。高科技集群效应让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硅谷”，也因此，2021年至2024年，爱尔兰人均GDP连续四年突破10万美元，与瑞士、卢森堡等国相当，入列全球最富裕国家。
超低税率吸引外资
爱尔兰邻近大不列颠岛，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历史上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1919年至1921年，爱尔兰爆发独立战争，最终爱尔兰岛分为两部分：南部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1937年更名为“爱尔兰共和国”，1949年完全脱离英联邦，获得独立。北部6郡因新教移民占多数，选择留在英国，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即现在的“北爱尔兰”。
或许是对1845年至1849年的“马铃薯大饥荒”记忆犹新，饥饿基因让独立后的爱尔兰着力于发展农牧业，就这样，一直到20世纪中期，农业仍是爱尔兰的主要经济支柱，出口也集中在初级农产品，工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同期的英国。
1958年，爱尔兰发布《经济扩展计划》，并逐步开放市场、鼓励外资。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进入全球最大单一市场，获得大量农业、交通基础设施补贴，公路、港口、通信网络全面升级。与此同时，爱尔兰政府开始投资教育，培养科技与工程人才，这也为后来的科技外资企业蓬勃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爱尔兰启动发展信息技术和生物科技等高技术产业。1994年，爱尔兰以企业所得税仅12.5%的超低税率吸引外资，远低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微软、谷歌、辉瑞等公司纷纷入驻。一时间，外资成为爱尔兰经济增长的引擎，数千家跨国公司将欧洲总部设在都柏林，“这里的科技氛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企业纷至沓来，”爱尔兰国际开发协会首席信息官基思·芬格尔顿说，“不管在哪天下午，你都可以去一个研究中心，你可以和一家有趣的创业公司交谈，你也可以在晚上去参加一个科技会议。这里关于科技生态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很强大。”统计显示，当时的外资对爱尔兰的GDP贡献率达到40%，并带动本土产业链升级。2000年，爱尔兰人均GDP已跃升至全球第十位，2008年金融危机前，更是达到了6万美元，将曾经的宗主国英国远远抛在了身后。爱尔兰不仅创造了“凯尔特之虎”的经济奇迹，也完成了从农牧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跨越。
推动创新挽留人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债危机导致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和债务双重危机爆发，政府不得不接管银行，并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与此同时，爱尔兰政府展开自救，启动“智慧经济5年计划”，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创新岛”建设，包括投入超过5亿欧元资金建立风险基金“爱尔兰创新基金”用于支持处于创业初期的研发密集型中小企业；继续对风险资本提供更多税收优惠；激励国际人才强化创新、高附加值和技术融合，并提供优质的工作岗位，为关键行业的研究人员和配偶执行快速签证计划，并帮助他们快速转变为长期居留资格；以及实施大量终身教育倡议等。
“创新岛”的政策出台不仅在危机时刻为爱尔兰挽留了科技人才，也大大提升了爱尔兰科学技术的全球声誉。2012年，都柏林被评为“欧洲科技之城”。到2014年，爱尔兰经济已经从金融与债务危机的创伤中慢慢恢复，过程当中，人才并未太多流失。“都柏林的高科技集群效应不是简简单单形成的，起初这些企业确实因为低税收而来，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功创建了一个真正的良性生态系统。”基思·芬格尔顿说。
“如今的都柏林是一个很酷的城市”。这里不仅有科技巨头，巨头们还带来了很多追随者，比如“脸书”的到来就吸引了与其业务有天然联系的社交游戏公司Zynga，该公司以出售游戏内虚拟物品为主要盈利模式，旗下游戏曾占“脸书”平台前十名的六席。此外，巨头还会裂变形成新一代的初创企业，比如谷歌都柏林分部的前员工离职后创立了语音应用软件公司Vocalytics，三位联合创始人中一位是爱尔兰人，一位是乌克兰人，一位是西班牙人，在他们看来，“多元让创新更加有机”。
共享空间多元互动
在爱尔兰，来自全球各地才华横溢的信息技术工程师中有一半年龄还不到25岁，这使得都柏林成为欧洲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对一个年轻的城市而言，真正促使科技生态集群形成的是充足的人才，以及人才与城市的多样化互动。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是爱尔兰最著名的高等院校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爱尔兰政府就在该校创建了计算机系，培养信息技术人才。据了解，爱尔兰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学位，技术含量非常高。软件专业学生第三学年全年在生产一线实习，第四学年大部分时间用于独立设计。经过系统培养，爱尔兰已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软件设计开发、电子工程和集成电器设计人员。
如今，圣三一学院在都柏林大运河码头附近建立新的创新区，以最大程度将企业、学校、研发机构、孵化器、风险投资机构等置于同一空间，在这里彼此连接、分享观点、构建文化。在大运河创新区的设计团队看来，共享空间能够创造深度联结。
除了共享空间，创新区还制造了大量的“第三空间”，即正式工作场所和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比如小餐馆、咖啡店和酒吧等。在都柏林，人们常说，“酒里藏着这片土地的脉搏”，大大小小的酒馆成为人们交换思想的绝佳场所，人们在推杯换盏间缩短社交距离，打破等级束缚，更多关于创新的思想和“金点子”不知不觉中迸发而出，酒馆的灯火与酒杯的碰撞也增加了城市的活力。
都柏林的城市规划师们甚至想将整座城市打造成一个巨大的社交场所，绿色出行成为灵感来源：据统计，在都柏林，每个工作日有近10万人骑自行车上下班，当人们在骑自行车时，会更密集地发生互动，通过目光接触、通过手势跟别人传递信息，而这些不自觉的互动也为城市中的人建立了信任基础，从而增强了城市凝聚力。
19世纪80年代，一幅题为《爱尔兰问题》的画作，该作品反映了“马铃薯大饥荒”时期爱尔兰面临的困境。视觉中国
>>>马铃薯大饥荒
在17世纪，马铃薯已经成为爱尔兰岛的首选农作物。
1844年，一种源于墨西哥、导致晚疫病的卵菌扩散到欧洲，蔓延速度很快，1845年夏登陆爱尔兰岛。史无前例的马铃薯疫病给爱尔兰带来惨重灾难，大面积饥荒之下，数百万人因为饥饿抵抗力大幅降低，染病身亡。马铃薯的减产还影响了爱尔兰的社会结构，许多人最终失去了土地，也丧失了继续生存的希望。
种种因素叠加配资中介，导致爱尔兰在此期间人口锐减20%到25%，其中约100万人饿死和病死，约150万到200万人因灾荒移居海外，构成19世纪跨国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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