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八月配资炒股安全平台查询，临安府的驿站铜钟才响过三下，送信的小吏已经披着晨雾一路小跑。几页用朱笔密批的公文在他怀里卷着——这些是即将下发到各州府的诏令，新招安的梁山首领们将陆续上任。
这事儿后来被历史书家给挖出来了，跟《宋史·职官志》里的记载一比对，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热闹的场面过后，那些被封为“天罡正将”的将军们拿到手的，竟然只是一张空有其表、实惠却不大足的官文。表面上写着“武德大夫”“安抚使”，实际上却是“宣抚使不常置”的临时差遣。这张公文在风中猎猎作响，好像也在诉说着一段难堪的历史。
得到官职和得到权力，这两者其实不一样。
宋徽宗想要的是“大宋皆为臣”，而各位英雄心里想的是“人生得意马蹄疾”。双方一拍即合，但暗地里却在品级、俸禄、权力上较起了劲。按照正式的规定，结果显得冷冰冰：十二位天罡正将虽然穿上了安抚使的官袍，但仍然需要向知州递名帖；而十五位地煞副将则被安排在“武奕郎”“都统领”这些七品以下的小官位置上。
咱们先说说那些老听人念叨的头衔。宋江的“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卢俊义的“武功大夫、庐州副总管”。听着挺威风吧，仿佛手里握着金鱼袋，腰间挂着象简，一举一动间，都能掌控一州的军政大事。但你要是翻翻官职账本，就会发现，“武德大夫”只是八级小官，“安抚使”也只是临时的职务。至于“总管”、“副总管”，其实跟地方上的军事小头目差不多，归知州管着，军衔最高也就是个统制。这就像家里有个当小队长的，管着一帮人打扫卫生、搞活动，但真正大政方针还得听上面的指挥。官职的称呼虽响亮，实际权力和地位可没那么吓人。
这套逻辑得从宋朝的军事制度说起。北宋时期，军队和行政事务分开管理。中央设有殿前司和三衙，地方上则有州兵和厢军。文官负责指挥军队，而武将则被划分到不同的品级中，如拱卫、武显、武节、武经等，共有十几级。听这些名字，武经、武德、武功似乎都很重要，但实际上，这些武将大多从八品开始。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概念来比较，这些武将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一个加强团或普通旅的指挥官。
地煞副将的处境可真不怎么好。虽然名义上挂着个“都统领”的头衔，但《职官志》里清清楚楚写着：都统领的地位在都统制之下，晋升只能报个备，连兵部都不用盖章确认。换句话说，这职位在军中可能连个营长的位子都不如，坐稳了都得看人脸色。特别是黄信和孙立，他们本来就是一州的骑步军指挥官，战场上的呼喝声中，“都监”“提辖”的头衔可响亮了。如今，他们却被降级为从七品官，论起行政级别，连个穿白袍的秀才都能指手画脚。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日子过得这么艰难，为什么梁山好汉还要去求朝廷招安呢？原因很简单。一是为了保住性命。崇宁年间，朝廷的打击力度可比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要严厉得多。宋江虽然讲义气，但也很清楚“法律”的重要性，活着才有机会展示自己。二是因为“封官”自带光环。小偷小摸久了，就想穿正式的官服。即使官职不大，也能在家人面前挺直腰板，让乡亲们刮目相看。对于那些靠抢劫起家的草莽英雄来说，这种身份的认可比金钱更宝贵。
虚名和实权不成正比，往往会引发新的戏剧。比如，汝宁城头的一场小风波，几乎被人们忘记了。据《汝宁府志》的残简记载，宣抚军前都统制呼延灼奉旨回镇，初到时，御营偏裨韪公对他不满，质问道：“你难道还敢用铁骑横行吗？”传闻这番话是从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刘光世口中说出的，意思是说呼延灼昔日连环马覆败之事。呼延灼抚须而笑，回答说：“马倒犹可再起，人心若失，万骑何为？”这两句对答，被后世文人演绎成卧底疑云。到底是不是暗桩，不得而知，但呼延灼后来确实在御营越混越顺，五年后补殿前都虞候。
再来说“神算子”吴用。承宣使本来是节度和观察使之下的一种闲职，地位低于监军。从政和年间开始，蔡京把吴用抽调到太监恩典名额中，但他却分不到好处，被外放到了武胜军，结果“无利可取，抑郁而终”。这种结局就像是把一个善于出奇谋的参谋长丢到边地看仓库，注定英雄无用武之地。
如果将梁山的头目们与当时的军事和行政序列相比，会发现他们的职位并不怎么光彩：宋江、卢俊义相当于州厢军的总管和副总管，差不多是旅长兼地方武装部长；公孙胜、花荣、秦明、关胜则是统制和副统制，大致相当于上校；林冲、呼延灼的地位略高一些，相当于御营指挥使和都统制，处在大校和少将之间；而鲁智深、武松、李逵等则更像是偏将和马军副将，最多只能算个营级指挥；真正能够独立统领一支军队的，几乎没有。
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可以作为旁证。《宋史·兵志》记载，崇宁年间，宋朝的禁军和厢军总共有约一百二十万，其中京营有三十万，地方厢军约九十万。十二员天罡正将被拆分安置到江淮和河朔各州，每人平均能分到三四千人，碰到家底殷实的军事重镇，也不过万人出头。换成近现代的编制，也就是一个甲种团或混成旅。
“安抚使”这三个字听起来挺唬人的，但实际上它没有“节度使”那么实打实的权力。在宋朝初年，节度使还保留着唐朝的传统，一个节度使能管一路的军队，军政一肩挑。后来，为了防止大将军们各自为政，宋徽宗开始大力裁撤节度使，改用一些分散的官职，比如“宣抚使”、“安抚使”、“提点刑狱”、“提领提举”等。“宣抚使”和“安抚使”主要管军队，但不负责财政。而财政、科举、法律这些事儿，则由“转运使”、“提刑安抚司”这些官职负责。这样一来，军队和政府就分裂了。正将们如果想征粮补给，就得去讨好本地的“转运司”，所以就有了宋江一次次进京求援的尴尬事。
收入的差距，特别是在俸禄上，宋朝武官的待遇更是一目了然。他们每年的收入主要由折支钱、衣绢、口粮和禄粟四项组成，而且根据官职的不同，这些收入会有所增加。比如说，武德大夫每年只能拿到一百八十缗的折支钱，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商号账房收入的三分之二。如果他们没有额外的收入，日子过得就不是那么风光了。难怪《续水浒传》中提到，宋押司每到年底时，自己都要想办法筹措一些赏钱。尽管这本续作出自后人之手，但“自己筹措”这个描述，恰好反映了实际情况。
将目光转向那十五位地煞副将。“武奕郎”和“通直郎”都属于八品官职。虽然孙立心里有些憋屈，但其他十三位却暗自高兴。这些小喽啰原本不过是街头混混，如今有了俸银，多少也能买上几亩水田。宋代法律规定，只有八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佩戴“绯衫银鱼”，即便是巡街的差役见了也要拱手称“长官”。对于一个从穷苦农民出身的人来说，这份荣耀比拥有一千两黄金还要珍贵。
肯定有人不赞同。张顺在水战中立了功，结果却分配到了润州水军，成了江面上的一个官，名叫都统领。可是，他手下的船只不够，粮饷也短缺，他的军簿上只写着“五百六十七”。想象一下，他无法在江上大展身手，只能在码头上数帆索。据说，张顺上任的第三天就拍着桌子骂道：“这样也让我来？”这足以证明，真正的英雄并不喜欢过着悠闲的日子。
宋朝的官职体系可不简单，就像一把复杂的锁，目的是牢牢控制住军队。宋朝刚建立的时候，赵匡胤给武将的待遇很低，给文官的官位却很高。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又搞了个“将兵法”，把武官分成三类：散官、职官和差遣。散官就像是个空名头，职官负责管理军队，只有差遣才真正有兵权。梁山的兄弟们大多数得到的都是散官和职官的头衔，真正的兵权很少。宋江那个总管的职位，还得看楚州知州的脸色；卢俊义就更惨了，庐州的团练和护军们都有自己的势力，副总管的威信很难建立起来。
有人不禁疑惑：难道皇帝真的害怕那些投降的人再来闹事？答案其实就藏在《宋会要辑稿》这本书里：“凡是招安群盗，还是要减少他们的军队，以防将来有隐患。”那些好汉带来的军队正在被拆解，改为州县的保伍，或者合并到厢军中。当年在梁山泊横行的头号猛将，转眼间变成了各地“劝农督捕”的军务官；青州的强弓硬弩也终于被收进了兵器库，灰尘满布，再也听不到战鼓声了。
招安这事儿，可不光梁山兄弟独一份。在宋徽宗之前，历朝皇帝都试过招安这招。比如说，北宋的南方边界，有那么些“河朔的悍匪”、“江东的海盗船”、“两浙的山贼”都被招安过。套路也差不多：先发诏书，封个官，比如“武义郎”或者“指挥使”，再派文官监督他们解散旧部，最后找个机会把头头们调到别的地方去。梁山这一大伙人，虽说是规模不小，但终究也逃不过这笼子。
在这条固定的道路上，宋江依然在努力。他的策略是占据“正义高地”，自称为“替天行道”。在朝廷看来，这种说法既刺耳又可以利用。因此，朝廷封他为“武德大夫”，又任命他为“安抚使”。这样做既能提升他的声望，又让他没有实际的权力。换句话说，皇帝给了他一个空壳，却掏空了权力的核心。
如果按照现代军衔体系来换算，北宋的官制就有点不一样了。北宋没有“将军”这个常设军职，大将军和卫国公都被归类为散官。真正握刀兵的职位有“指挥”、“统制”和“都指挥使”。统制大致相当于上校，都统制类似少将，殿前都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可以看作中将。宋江和卢俊义手里的“总管”差不多相当于都指挥使，也就是准旅长或者边防分区司令。吴用的承宣使连兵都摸不到，更像是一个顾问。
史书记载显示，崇宁五年，童贯率军北征时，朝廷下诏：“沿淮、两浙、荆湖安抚司各自统领一千名客军，不得擅自调动。”这表明，安抚使手下的兵力限制在一千人左右。宋江虽然号称“八十万禁军教头”，但实际上能随他北上征辽的骑兵不足几百。再扣除留守楚州城防的守备人员，真正能跟他一同出征的就更少了，不足三百人。相比之下，关河战场上的军队动辄有十万、二十万之多，这三百人显得极为微不足道。
此时的梁山正将已经站在了名利的十字路口。宋江和卢俊义在朝廷上提出的“北伐”和“西征”建议，屡次没有得到回复，只好主动提出“征方腊”。但方腊固守在浙东的山川之中，不是简单的一纸命令就能解决的。朝廷让梁山的老部下去做先锋，其实也是为了消耗他们的战斗力。方腊被平定后，梁山的损失惨重，剩下的十二位天罡星封赏，也在预料之中。
接下来，大家再回到各州任职的剧情。史书上没有详细描述，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线索中推测。比如花荣，他负责管理青州，青州是个重要的地方，靠近大海和济河，战略意义重大。花荣担任“都统制”，手下有三个都厢军，两千二百六十名步兵和骑兵。青州的知州是四品官员，负责管理军队，但军费要听花荣的。如果军费不足，官员们通常会“借支盐课”，也就是挪用财政。如果盐课已经抵押出去，军队就只能靠自己砍柴烧水维持。武将如果敢借口需要更多的钱粮来训练士兵，很容易被参审，因为这是扰民的行为。以前兄弟们一起喝酒吃肉，现在只领到两斗米，大家难免会有怨气。
文武制度的差距可真不小。同样的官位，文官可以优先参加大考，而武将却只能去河边巡逻。要想晋升，只有两条路：一是打胜仗，二是等职位空缺。要是没有“特别奖励”，那可就只能原地踏步了。像鲁智深和武松这样的大侠，就被安排在杭州西湖的水上巡逻队，整天围着钱塘江转圈，机会很少，有时候甚至闲得能长出草来。
说到这，一句玩笑在市井流传：“招安就是朝廷的大网，被网住的人，就像任人摆布的棋子。”但换个角度看，梁山好汉被派到各地州府，也让偏远的州县多了一个熟悉的老兵。辽、金的战火四起，内地州府往往兵力不足。临时招募远不如老兵可靠，所以收编叛军也算是权宜之计。朝廷既节省了招募成本，又符合削兵权的方针，真是“一举两得”。
呼延灼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这家伙原本是个朝廷的高级官员，没打仗前就在御营效力。后来，他失了马，犯了军规，本该受重罚，但他因为帮助捉拿梁山的反贼立了功，所以免于责罚。招安后，他又回到御营，干了一段时间后，职位就升了。看起来像是偶然，实际上反映的是北宋军队奖惩制度的倾向：宁愿重用自己人，也不相信外来的猛将。梁山那些英雄虽然勇猛，但没世袭的背景；而呼延家几代都在皇宫里守卫，自然能在“出身清白”这方面胜出一筹。
回顾十二天罡的官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重投京营的，靠原来的底子再搏一把，比如呼延灼。第二类是勉强守成的，留在州府拿着俸禄，像花荣和秦明。第三类是消沉怅惘的，被发配到冷衙，吴用就是典型。
大家对“招安”这个词都有点冷淡了。政府需要英雄，却不太相信英雄；英雄想得到荣誉，却得不到真正的权力。双方都在互相利用，谁也不敢说真话，只在桌面上摆着一些官规、印章、旧例和品级，层层叠叠地压住他们满腔的豪情壮志。
那个送信的办事员在旅店休息时，无意间瞥见檐下的燕子振翅飞翔。他把那封被颠簸得皱巴巴的官方文件重新整理好，心中默默想着：“这文件虽然看似威风，到底能掌控多少兵马？”这句不经意的感慨随着晨风飘散，化为了后世史学家在翻阅官方记录时的轻声叹息。就像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一段描述：“招安行动过后，众将领分散在江淮地区，士兵们开始逃亡，武器装备也散失了，这就是看似招安实则削弱的手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山十二天罡正将的“领导”身份，就像舞台上的影子；等灯光熄灭，影子也随之消失。真正掌握兵权的人，从来不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而是那些身居高位、地位稳固的人。英雄们屈服于现实，虽然令人惋惜，但也展示了北宋制度的严密与冷酷。等级制度和严格的规定，是宋徽宗时期的旧模式，而梁山好汉们不过是这场游戏中最新的棋子罢了。
在一片广阔无垠的官场上，头顶同顶官帽的官员们，过着五彩斑斓、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交织的生活。就像是品尝一杯调和了各种味道的饮料，每一口都蕴含着不同的感受，时而让人欢欣鼓舞，时而让人沉思叹息。在这座由官帽构筑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在努力演出着自己的角色，或慷慨激昂，或默默无闻，或喜怒无常，或深沉内敛。这便是官场的多姿多彩，也是生活的丰富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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